不足为训的武训

1、不足为训形容什么

(1)、市场品位是在商品化过程中形成的，它代表了收藏家和消费者的品位。

(2)、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他很聪明，知道随身带吊钱既不安全也不增值，于是求助于一位有声望的本县举人杨树坊，求他存放钱财。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答应帮他存钱理财，并要助他办学。

(3)、江青的行动计划被周扬得知，周扬派出他的秘书钟惦棐，协助江青工作。

(4)、武训7岁丧父，家境赤贫，自然求学不得。少年时，他给富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最惨痛的一次经历是：给雇主打工3年，雇主欺他文盲，报假帐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遭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

(5)、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它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

(6)、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亲自召见了他，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赐名武七为武训。光绪皇帝闻知武训的义举特颁赐了“乐善好施”的匾额。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临清县御史巷义塾。

(7)、出手如飞回如箭，火烧指头还嫌慢。 刀如猛虎，剑如飞凰，枪似游龙。 打拳不活腰，到老艺不高。

(8)、1985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有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9)、从21岁起，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他蓬头诟面，烂衣遮体，自编自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就设法卖掉换钱。他有时还像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或者为人做媒红，当信使(相当于快递哥吧)，以获谢礼和佣钱。

(10)、“《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11)、学校建成，师生来源怎么办？武训的办法是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义学的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学费是武七跪出来的，学风也是武七跪出来的：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懈怠，“学有所成者甚众。”

(12)、文艺界关于《武训传》的这场论争，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敏感地嗅觉到，这是一个整肃文艺界的契机，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毛泽东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下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3)、也许，这个结论，夏公早已知晓，他与周恩来总理的检查也是不必要的，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

(14)、《武训传》的事说来话长，得从抗战末期的1944年的重庆说起。当时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有拍片机会而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据说还得到过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的赞许(这是孙瑜后来和我说的，当时我在重庆分管统战工作，不管文艺方面的事)。这样，这部片子于1948年冬在中央制片厂开拍。但不久，就因经费短缺而停拍，接着抗战胜利，孙瑜等人相继于1946年(或47年)回到上海。那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d再一次发动内战，于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就不愿意再在国民政府办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史东山、孙瑜、赵丹等人都加入了昆仑制片厂。大概在1949年秋冬之间，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和孙瑜、赵丹三人到文化局来找我(当时我是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大意是说：昆仑有人才，有资金，有厂棚可以拍片，但是缺少剧本，因此，他们向“中央”买下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现在打算开拍了。因此，向我提了两条要求：昆仑向文化局请求贷款三亿元(折合人民币三万元)；要我审定及修改剧本。我都婉言拒绝了。第不仅文化局没有钱，连文管会也很穷，你们说这件事七月间曾得到过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的支持，这笔钱还是向政务院或文教委请求为好；第二件事，我坦率地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件事后来孙瑜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对编导〈武训传〉的检讨》中提到过)。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是任宗德和孙瑜都坚持要拍，说大批导演、演员没有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这部片子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挥。于是我就提议：你们既然已经向中央文教委员会备过案，最好是你们跑一趟北京。这样，贷款和审定剧本就可以由文教会决定。这样，任、孙二人就去了北京。很快，大约十几天之后，任宗德告诉我，事情办得很顺利，钱借到了，剧本送中宣部，也说没有问题，所以这部片子快开拍了，争取1950年上半年出片。又给我送来一张演员名单和赵丹的化装照片。事已至此，我当然只能祝贺他们开拍大吉了。

(15)、张桂梅故事中的许多细节，令人泪目，比如为了办学的经费来源，她曾经“乞讨募捐”——“五块、十块，哪怕就是两块钱，都行。”5年时间，“讨到一万块钱”。

(16)、鉴于以上三个原因，我在赴京前，先联系了《新民晚报》在京的一位老作家凤子女士，由她代为预约后，我便兴冲冲赶到夏公寓所。

(17)、《武训历史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18)、武训还是做了乞丐，几年时间赚了几个钱，但社会地位很低。

(19)、如同旱地惊雷，全国自上而下，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展开爆发式的批判。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相关创作者以及所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包括《武训先生画传》的作者。《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几个月内，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多达800余篇。

(20)、1950年底，《武训传》正式上映，大获成功。上海各大影院连续数月都在放映《武训传》，街头到处都是巨幅海报。大家见了赵丹，围着他叫他“武训”，赵丹也在《大众电影》上发表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作为回应。《人民日报》称，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在四个月内就出现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这样的盛况被人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炫目的一笔。”

2、不足为训的训是什么意思

(1)、夏衍想了一想，说：“冯英子曾跟过我，他现在身体好吗？”

(2)、他花费了30多年时间，用乞讨所得购买了230亩田地作为学田，用他们供养了2所义学，收了上百名穷人 孩子读书。

(3)、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他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4)、这几年，一次次看到张桂梅站上最高领奖台，她的名字，再也不陌生。

(5)、小明从小受智力训练在同龄人当中异常的聪明。

(6)、培训、军训、训诫、祖训、校训、不足为训、训练、武训、训诂、训诂学、家训、教训、培训中心、古训、军事训练、训政、训读、内训、遗训、训斥、圣训、集训、冬训、轮训、训导、训练有素、师训、庭训、过庭之训、司训、训徒、训迪、指法训练、规训、训爱、训话、受训、训戒、训言、互训

(7)、《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d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

(8)、17时到馆陶县东北薛店村大地主李辫子家打长工，武训脏活累活抢着干，从不偷机躲懒。即使这样，也还是经常遭到打骂。那年除夕，李辫子吩咐武训贴对联，武训因为不识字，错把写有“六畜兴旺”贴猪屋的对联贴到了大门上，李辫子知道后，对他拳打脚踏，还罚他不吃饭，不睡觉，晚上在风雪交加的院子里站了一夜。

(9)、作者简介：蔡炯，男，中学高级教师，中共d员，系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兼任环球出版社编审、当代作家报顾问编委，沈阳作家网官网烟雨文学社小说副主编，清风笺文学网编辑。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中篇小短篇小说80余篇，小小说90余篇，发表了很多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冰雪消融》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扬帆——蔡炯文学作品精选》出版。获全国文学大赛奖30余次，曾获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颁发的中国作家金秋笔会全国征文评比一等奖，全国首届雁鸣湖杯征文大赛一等奖，全国“当代文学作品大创作”金奖，全国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全国“春笋杯”小小说大奖赛二等奖，全国“浪人杯”征文比赛二等奖，全国“当代文学作品大创作征文比赛”二等奖，“抒写世纪光辉”全国征文比赛二等奖，南通市廉政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南通市读书征文比赛二等奖，自1995年以来连续获海门市文艺创作成果奖，其中获一等奖10多次。被中国作协、《文艺报》编辑部评为“人民艺术家”，传略入选《中国专家学者辞典》、《新世纪优秀作家、诗人风采录》、《新时期文艺三十年·艺缘群英谱》、《新中国60年诗典》、《中国文化传承人物志》、《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发展概览》等大典。

(10)、艺术作品本无价，全凭赏者提高价。无锡阿炳原本是街头卖艺艺人，在旧社会穷愁潦倒。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等乐曲获得新生。1950年暑期，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为了发掘、研究和保存民间音乐，委托杨荫浏教授等专程到无锡为他录制《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3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3首琵琶曲。要是没有解放，没有得到中央音乐学院师生的发掘、研究和保存，阿炳的音乐作品就会掩没无闻，不可能流传下来，更不会被视为珍宝。

(11)、武七开始虽说要过饭，可是结识了地主阶级之后就逐渐变成了地主兼高利贷者，最后弄到有土地二百三十余亩，钱二千八百多吊，不能以“要饭”来说明他的身份。

(12)、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13)、十年过去了，武训千辛万苦积攒下了一百二十吊钱，存在地保高春山那里。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在沉重的打击面前，他想起了自己的不倒翁，坚定了为穷孩子办学的决心。又是一个二十年过去了，武训积足了办学的经费，在德高望重的杨进士门前跪求了三天，终于建起了义学。光绪十四年，崇贤义塾开学了，当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传到五十岁的武训耳边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口中喃喃自语：“娘，穷孩子也能念书了。”

(14)、2012年3月，《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开始发行正版DVD。“卖相”仍然有些遮遮掩掩，盒套封面左上角特意标明一行字：“供研究所用”。但这仍然被理解为“新中国首部禁片终于解禁。”

(15)、电影《武训传》1950年摄制完成后，在审片中，得到了朱德、周恩来、胡乔木等高层领导的充分肯定。1951年起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放映。放映以后，一开始几乎是一片叫好声，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

(16)、武训一生至少让数百名学生有了文化，让他们人生有一定的机会。

(17)、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18)、在李四的帮助下，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军囚犯越狱出逃。周大找到武训、李要他们一起造反，武训因一心办义学，拒绝同去。周大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知道咱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19)、再说，要是就这么一幅字，落在什么别的不明真相的人手里，还会当废纸扔掉，就如同宝玉被不识货的人会当普通石头一样。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将某些作家的文章隐去姓名混入中考作文试卷中让阅卷老师打分，结果分数并不高，不如许多学生的作文分。这说明两点：一是名声、地位往往影响人们对具体作品的评判，二是不同审美观影响对具体作品的评判。

(20)、武训自21岁起穷其一生，以大无畏、大无私的精神忍受了一般人一天也忍受不了的乞丐生活，筹措的钱财全部用来兴建义学。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只有武训一人。他高尚的人格、坚毅的精神、无私的奉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虽然没有家庭、没有子嗣，但是受他资助上学的贫民子弟都是他的孩子。他过世后出殡，相邻几个县的老百姓都纷纷前来、夹道相送。人们被他的义举所感动落泪。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完全无法想象是什么支撑他数十年坚持以行乞来行办义学。知道真相后只有对武训深深的崇敬。

3、不足为训是褒义词吗

(1)、这件事处理的结果，夏衍在周扬敦促下，不得不及时返回上海，违心地写了书面检查，他写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后经毛主席修改后，也刊登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2)、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它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

(3)、武训确没有娶妻，却拜了许多女人做他的所谓“干娘”。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武训的“义学”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　　

(4)、武七的孝顺没有把母亲挽留在人间，尚未将童年度过，母亲也带着她温暖的双手和无奈的叹息辞别了人世。武七成了孤儿，只有他瘦小的影子随他一起晃动在行乞的路上。一日日地乞讨，风中雨中，夏炎冬寒，武七如一株野地里的幼苗，艰难地成长起来。年岁稍大些，武七一边给人打工，一边继续乞讨，将所得一分一文都积存起来。长大了的武忽然有一个非常的念头，他恨自己不识字，发誓要设立义学，让乡村里的孩子都不重走他的路。

(5)、武训不但脱离了农民革命的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闹“行乞兴学”，是向人民的敌人磕头！　

(6)、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d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d，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d，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d。在东欧，各国都有d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d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d的领导。

(7)、当江青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火车站，只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到了火车站时，毛泽东没有下轿车。不过，毛泽东亲自为江青送行，足以表明对于江青的山东调查之行的重视和支持。

(8)、我不知凤子讲的是否是夏衍原话，但我为夏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想是对的，是符合当时实情的。后来我返回上海，向冯英子先生作了汇报，天性坦荡而乐观的冯先生只一笑：“有些事，大家都想不到的，夏衍在电影界做惯了老大，他哪里知道，他这个老大，在政坛只是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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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夏衍为《新民报》写稿一事，年事已高的夏公也记不大清楚了，但他为《新民晚报》1982年复刊一事，他还清晰记得，他当时笑了笑说：“当时原晚报编辑记者要求《新民晚报》复刊，我记得有那么回事，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是你们报社的唐大郎(唐云旌)写了一封信给我，请我转给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我想，《新民晚报》是一份很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应该让她早一点复刊，便写了一个条子，转给了胡耀邦同志。”

(11)、为了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袁水拍出了大力。毛泽东和江青曾经设家宴招待袁水拍，表示谢意。

(12)、培训、军训、训诫、祖训、校训、不足为训、训练、武训、训诂、训诂学、家训、教训、培训中心、古训、军事训练、训政、训读、内训、遗训、训斥、圣训、集训、冬训、轮训、训导、训练有素、师训、庭训、过庭之训、司训、训徒、训迪、指法训练、规训、训爱、训话、受训、训戒、训言、互训。

(13)、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她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她说，她是山东人，能讲一口山东话，回老家活动方便，以“李进”的名字出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毛泽东同意了。

(14)、2007年作者在恩师冯英子寓所与92岁的冯英老合影

(15)、不管怎样，那个肩背布褡、手提锅瓢、迈着蹒跚脚步的老者，开始缓缓恢复本来面目。

(16)、随后武训又利用剩余钱财陆续开办了馆陶县义学、临清县义学等三所义学。此时武训的美名也早已传到京城，光绪皇帝甚为感动，钦赐“乐善好施”匾额并赏黄马褂一件。至此，武训历尽一生办学的壮举，也算是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17)、紧接着，私营影业迅速消亡，1952年国产电影的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跌到只有8部，许多电影人对创作失去了信心，不知如何把握和适应新形势。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时髦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旧貌换新颜”。

(18)、到了1951年3月底，对电影《武训传》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分歧。4月25日文化部电影研究所的贾霁在《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对《武训传》进行了批评，认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的”。

(19)、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8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0)、武训生前用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办学的理想。他死后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终于有人发声为他平反。

4、不足为训的正确含义

(1)、当时有所谓下九流，乞丐和娼妓地位一样，都属于下九流。

(2)、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大会闭幕的那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的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就此确立了赵树理在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在共和国文学史上，前后只有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个作家被一种意识形态所高度认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去世后，赵树理又作为一面新的旗帜被推出。

(3)、该文说“……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来宣传他，因此才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个‘武训’的本像”，模糊了原则是非，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好像说宣传了的人和揭露他“本像”的人只是原被告在报上打官司，与自己无关，不曾指出宣传者是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者是拿着马列主义的武器来和这种反动思想作战的，因此，就不能叫人感觉到反动思想是应该打倒的。

(4)、我的一位忘年交，把张桂梅比喻为“当代武训”。

(5)、《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

(6)、这场建国后的首次学术论争，使迂腐的文化人尝到了政治家“上纲上线”的滋味。

(7)、1951年至1955年，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第一次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8)、清道光二十五年，七岁的小武训，父亲已经去世，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师收下他，结果在众人的笑骂中被赶了出来。不久母亲也死去了，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17岁时，他到馆陶县大地主张举人家做长工，和豪爽粗壮的车夫周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张家，他亲眼见到张举人剥削农妇张二嫂和四奶奶毒打女佣小桃，听周大讲述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经过，更加感到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当他想用三年的工钱，为患病的伯母治病时，张举人拿出假账，说工钱已经支付完了。武训与他争辩，结果被吊起来毒打一顿。最后周大出现，打倒保镖，救出武训。

(9)、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贫苦农民要想填饱肚子不至于极寒而死就已经是一项难度不小的目标了，遑论读书上学。由于不识字、没文化，武七在社会上四处碰壁、受尽欺侮。一次，武七在一个大户人家帮佣多时，但无良的东家伪造了一本假帐，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不屈的武七心想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自己已然如此，不能让穷人世代受穷，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10)、许多年后，再看鼓励孙瑜拍摄《武训传》的陶行知先生的文字，会感叹这位教育家的胸襟与远见。他在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中写道：“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d一派。他是属于各d各派，无d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11)、无路可走的小桃当天夜里悬梁自尽。武训怀着深仇大恨，强装笑脸，以小丑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顽皮的孩子们叫他“二豆沫”。他沿街卖艺，跪在地上喊着“来踢吧！来打吧！”“为了穷孩子，为了办义学。”夕阳西下，他坐在小桃坟前沉思，将桃核埋进土里。

(12)、紧接着，一个高规格的“武训历史调查团”成立起来，13个成员中，核心是一个化名“李进”的人，她就是江青。调查团到达山东，访问了160余人，用二十余天的时间，写出了4万5千余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随后的7月23日起，《人民日报》以整版连载的方式连续六天刊发此文。

(13)、训：xùn。偏旁言简化为讠。依据古人书法省笔简化。《说文解字》：训，说教也。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如五品不训、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训以出内五言是也。从言、川声。。说教顺理如川流是训之范式。

(14)、这完全是一篇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的介绍。从字里行间能品验出，赵树理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很注意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赵树理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篇普通介绍文字，竟然也会“撞在了枪口上”。

(15)、武七足足乞讨了30年，30年的青春时光，他交给了弯弯曲曲的乞讨路。他终于积下一笔钱，一点一点地买下230多亩田地。这时候的武不再一贫如洗，230多亩田地毕竟不是小数目。但是武七仍出去乞讨，仿佛走惯了这条路。他也仍旧衣衫褴褛，仍旧是那一个乞丐形象。白天乞讨，夜间整理所得，他几乎忘记了一切。这样的一个财富积累者，乡邻当然刮目相看，便有媒人找上门来，可是武七全都一口回绝。

(16)、接着，《人民日报》接连七天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上海等地文化界开展批判活动的动态新闻，还专门刊登一批赞成批判的“读者来信”。至七月底，《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文章、动态消息达100多篇。《光明日报》30多篇，上海《文汇报》发表了100多篇，这些文章都是一个腔调。批判后期，周扬撰写总结性质的长篇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

(17)、毛泽东还声色俱厉地责问：“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18)、当艺术品首次进入市场，因为缺乏相应的市场价格参照标准，艺术品的经济价格就会非常不确定的。这就存在一个对艺术品在历史、文化、审美和社会价值上的一种共识问题，这种共识实际上是知识权力斗争的结果。在这个层面上，价值并非是绝对的价值，而是不同群体的观念博弈的结果，这种观念的博弈虽然会在某一阶段内达到一种稳定状态，但是，长期来看它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对一个艺术作品的评价不会一成不变。

(19)、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20)、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观影，而是在几天之后调阅了这部影片。根据江青1974年接受维特克采访时的回忆，当时她与毛泽东一起观看了这部影片，“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

5、不足为训的武训的作者

(1)、武训积攒的钱越来越多，娄俊岭却无法继续帮他。他听说堂邑县柳林镇进士杨树坊有本示，又拜倒在杨树坊脚下。1886年，武训把230亩地和2800吊钱交给杨树坊管理，杨树坊果然有办法，资金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关于校址问题，杨提议建在武家庄，武训不同意：“武家庄房舍狭小不说，学校有可能被武家后代霸占，还是建在柳林，那里交通便利”。

(2)、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3)、我的忘年交，之所以会由张桂梅想到武训，一定是感受到某种精神的关联。而郭沫若在1945年的《新华日报》文章中说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也一定与这种精神有关。

(4)、幸亏1953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飞抵上海，他专门召开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小型茶话会，在商讨名单时，周恩来亲自点名，要孙瑜、赵丹出席，这让于伶等上海电影局领导又惊又喜。

(5)、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检讨。孙瑜此后在创作上再也没有起色，几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人们都认为文艺界的春天又来了，孙瑜写了一篇自辩的文章，表达拍《武训传》的好意，结果他得到的是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判。而赵丹透露自己从此“演戏时犹如在‘九宫格’里学描红，战战兢兢，不敢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艺术魅力，而只求如何把人物表现得‘正确’。”

(6)、早在1944年，著名“诗人”导演孙瑜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之托，决定把平民教育家武训为中国教育“苦操奇行”的一生搬上银幕。待到昆仑公司筹足经费开始拍摄，已经到了新中国了。孙瑜面对“天翻地覆概而慷”的变化，审时度势，用心揣摩意识形态的要求，为了通过电影审查，孙瑜在编导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他首先对武训进行了“一分为二”的阶级分析，将正剧改变为悲剧，替代了原来对武训的全面肯定。其次，又用心良苦地“虚构了周大揭竿而起，搞武装反抗封建势力的情节，反衬武训行乞兴学的虚妄；三是让武训及时省悟，他的兴学只不过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输送新鲜血液，让他拒穿皇帝赐予的代表荣耀和尊贵的黄马褂，并且嘱咐学生‘不要忘了庄稼人’”(陈墨《百年电影闪回》)。为了避免对电影产生歧义，孙瑜又特意在片头片尾设计了一个女教师的讲述，来“画蛇添足”地点明主题。孙瑜认为对武训这一题材进行了如此刻意的“提炼和升华”之后，等于是有了“双重保险”。

(7)、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清史稿》中还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这大概就是“含笑九泉”的真实写照了吧。

(8)、这种就是以乞讨为生，属于丐帮。不要小瞧这些乞丐，他们家里通常有些财富，不会比贫农要穷。

(9)、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在“学员生活”栏目中，发表了题为《共产d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评判》的短评.

(10)、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开创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艺批判、学术的批判，形成了此后一系列思想与政治批判的模式。同时继续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损害了d内民主,加深了毛泽东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偏见,为随后开展的对陶行知的重新评价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对共同纲领规定的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一次严重践踏。

(11)、我请教夏公以前的两个问题，已经大致清楚了。便想就恩师冯英子一事，请他释疑，但又觉得这样问，有点唐突，我想了想，便说：“夏公，我是1981年考入《新民晚报》社当记者的，后来认了一个老师，是冯英子先生。恩师冯英子今已79岁了，他让我向您问好！”

(12)、史料也记载了“调查”的情景：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13)、当周恩来走进会场，与郑君里、白杨、秦怡、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等电影演员握手后，又主动走上前与站在一角的孙瑜、赵丹热情握手。周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他们：“你们是否听过我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在会上，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说孙瑜、赵丹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孙瑜、赵丹是中国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今后拍出更多好影片。于是掌声雷动，孙瑜、赵丹掩面而泣。

(14)、“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挠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15)、开学那天，士绅提议宴请老师，武训站在门口，向新来的老师磕头致谢。敬酒的时侯，杨树坊等士绅请他进来入席，他一再推辞：“我是乞丏，不识字，不敢跟先生同席！”，士绅无奈，分一碗大锅菜和几个馒头他吃，他转身出去换了几块新砖进来，等别人吃饱了，再到锅里舀了些残菜汤喝了。

(16)、——选自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

(17)、我想，正因如此，后来发动轰轰烈烈的批判《武训传》政治运动，不仅孙瑜始料不及，夏衍也是大吃一惊。

(18)、关于《武训传》开拍、批判与最后评定，我事后了解到全过程是这样的：

(19)、毛泽东在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提及江青：

(20)、所以，武训决定将乞讨来的钱，除了自己的生活费以外，全部捐献用来办义学，给穷人孩子读书。

(1)、幸亏凤子女士在旁插话：“我记得夏公您当时率团去苏联了？”

(2)、后来整个批判运动则成为毛泽东“开展d内思想斗争”的部署。在批判初始时，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做实地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进一步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江青在武训调查团赴山东调查前传达毛泽东本人的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

(3)、记得夏公坐在客厅内接待了我，他清癯而瘦削，说话声音很低，他旁边坐的是凤子女士。凤子，原名封凤壬，笔名凤子。她早年从影，是曹禺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女主角的首席扮演者，在中国话剧史上曾留下光辉一页。她同时又是名作家、名编辑，她著有《失声的歌女》《废墟上的花朵》《台上台下》等散文小说集，她还担任过《新民晚报》重庆版的特约撰稿人，上海《人世间》月刊主编。我在1988年赴京组稿时，拜访了冯亦代先生，由冯亦代先生介绍我与凤子老师相识，我后来几次赴京组稿，都承她支持与鼓励。凤子生于1912年，当时她已82岁了。

(4)、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百余位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了《武训传》，“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影片结束后，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

(5)、《人民日报》在5月15日、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6)、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用电影、图画、传记来宣传他，因此才又有些人写了好多批评文章登在报上，叫咱们大家认识这武训的本像。

(7)、我于1981年考进《新民晚报》后，分配在政法组部跑“社会新闻”，当时政法组组长正是赵在谟，我也听他说起过，唐大郎是《新民晚报》出名的才子，他曾在小报上开过一个“唐诗三百首”的专栏，署名高唐。他写的诗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当时被誉为“江南第一支笔”与“小报状元”之桂冠。赵在谟说，唐大郎性情率真，当时已七十多岁，他接信后一口允应，又笑笑说：“今后晚报复刊了，你们要给我在办公室放张桌子，我有空要来坐坐。”

(8)、所以，武训作为职业乞丐以后，全家人，包括两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极度反对。

(9)、我回答：“冯英子老师身体很好，还在上海报坛上写写文章，他现在是民盟上海市委的老领导，上海政协常委。”我见夏公没有回音，继续说：“听说您让他从香港返回上海的？”

(10)、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杨耳在《人民日报》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认为贾霁说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并认为贾霁对武训的批判不彻底。他认为“武训走了一条向反动派投降的道路”。

(11)、夏公当时身体也很虚弱，说话也很慢，我的提问，大都由夏公点头或摇手表示，我们只谈了十几分钟，便匆匆告辞了。

(12)、不同的阶层对艺术品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中国历史上，艺术品的审美标准和品位主要有两个社会群体来决定的。一个是皇帝及其贵族影响的宫廷品位，还有一个是文人所代表的文人品位。宫廷品位倾向于精巧、细致、富丽堂皇，文人品位更喜欢清雅、展现性情和品格。

(13)、这13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省在1949年设置，1952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冀南等地)，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14)、武训目不识丁，但办学的事情毫不含糊，他不仅设置了校董事会，负责学校的一切事物，而且为义学的生存做好了打算。武训知道办义学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他为义学准备了义田，用租金收益支付日常费用，不足的就靠乞讨弥补。在那个世代，这所义学不仅为贫寒人家普及了文化，也培养了一大批热衷于仕途功名人士。当时有一个叫沙明远的学生，曾在义学上学，走上仕途，曾任国务众议院议员，1924年任绥远省教育厅长。

(15)、毛泽东所说的“此件”，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

(16)、毛泽东嘱把清样连同原稿交江青，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主持这一调查的是江青。

(17)、今天人们对《武训传》又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8)、需要提及的一点：在这场论争中，江青初次出马，实地考察并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调查记中做出这样的结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就为毛泽东的判断提供了依据和注解。

(19)、诠释了卑贱与崇高、贫穷与富有的深层意义，探讨并普及了教育的要义以及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传承复兴之道。

(20)、此后，武七又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分别在山东馆陶县和临清县各兴办了一所义学。为了兴办义学，他花光了乞讨得来的全部积蓄，甚至为了免受家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多次拒绝了族中亲友希望得到资助的请求。

(1)、经过多年的辛劳，尝尽人间寒凉，武七在49岁时已经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为了实现他的心中理想，武七没有放弃乞丐身份，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七在50岁的时候终于在堂邑县柳林镇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2)、自古天意高难问。孙瑜事与愿违，他创作意图中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揣度，这个“马屁”没拍好，“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很快，出现了不同意见：《文艺报》1951年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文章指出：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表扬歌颂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又发表了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文章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也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吗？”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3)、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代表新文化方向的旗手，在建国初期却遭遇到方向性迷惘。

(4)、地主、官、绅作了他的后台老板，帮着他变作地主和高利贷者之后他才兴学，该文说“帮着他”办了三座奴才学校太含糊，好像还是地主、官、绅们帮着一个叫化子兴学来的。

(5)、不可教训、不足为训、丕训、严训、义训、乩训、互训、仪训、作训、保训、借训、儒训、光训、公父训、典训、典谟训、诰内训、军事训练、军训、冬训、前训、化训、十年教训、历朝圣训、反训、受训、古训、司训、同训、周训、嗣训。

(6)、这件事，我1981年考入《新民晚报》后也听老同志说过，听说赵有余、钱章标、赵在谟、李为华一些四十多岁的记者以晚报职工的名义写了一封要求晚报复刊的信件，本想通过当时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赵在谟直接向中央反映，但赵在谟觉得这样做，有点“开后门”之嫌，便想通过老晚报人与夏衍的私交，请原副刊主编唐云旌(笔名唐大郎)转寄给夏公，夏公一定有办法请胡耀邦同志阅处。

(7)、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这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8)、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曾涉及许多人，在今天召开的“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场批判作了否定的评价。”

(9)、武训在李辫子家扎扎实实干了三年，事先讲好的每年工钱17吊，中间没有借支一次钱。有一天听说母亲病了，他找东家支些钱回家，李辫子拿出事先伪造好的帐本，某年某月某日武训借支多少钱，又某年某月某日借支多少钱，最后跟他讲，工钱已支完了。听李辫子一说，武训如五雷轰顶，他再三争辩，自已从来没支过钱。李辫子反而污谄他讹诈，唤来家丁对他一顿毒打，然后将他拖出大门。武训跌跌撞撞拐进破庙里昏睡过去，善良的人们没有见到武训，有的以为他回家了，有的以为他死了。三天后，武训走出破庙，嘴里念念有词：“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那一年，临清、馆陶、堂邑县等地，增加了一个背着搭裢，手拿铜勺的乞丐。21岁的他不仅讨饭，而且吆喝出卖劳力：“出粪、铡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武训当牛做马地卖力，是为了积攒钱财用于办义学。为了不上当受骗，他明码标价，反复讲清楚了，才开始动工。

(10)、这个念头在武七的心里疯长，他发奋地为人做工，有空闲就出门乞讨，不浪费一点光阴。乞讨所得的钱，他竟然悉数寄存于富商之家，以谋得一些利息，使他能够向着目标走近一步，再走近一步。时光在乞讨的路上流逝，武七把脚印留在无数的门前，给世界一个乞丐的背影。

(11)、《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

(12)、在卧榻之上，武训痛定思痛，觉得自己人生不幸的根源是未能接受教育，于是他萌生了强烈的办学意愿。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21岁的武训开始他的乡村办学计划。为了筹资，他在各地表演过扛大鼎、刀破头等杂耍，也曾捧着破碗四处乞讨。运气好的时候，他能讨到一些较好的衣服、食物，他就立即换成银钱，自己则长期吃糠咽菜，不舍得多花销一分。

(13)、在这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周恩来同志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对孙瑜、赵丹的关怀之外，1952年3月，恩来同志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作报告的时候，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和刘少奇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对此他负有责任。同时，他还说，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d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

(14)、他凭借辛苦的训练最终在这轮选拔赛中脱颖而出。

(15)、影片先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姚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于伶(市文化局副局长)都认为这是昆仑一部重点片，国家贷款拍的，最好还是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我请示舒同，他表示同意了，说冯定、匡亚明等几位副部长都想“先睹为快”。于是就约定了试映的地点和时间，由我通知任宗德。因为在华东局机关放映，所以公司方面除孙瑜、赵丹外，其他有关人员尽可能少去。由于影片太长，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天刚黑就集合了。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参加当晚审查的人不多，除华东局的领导外，上海市的只有姚溱、于伶、黄源、陆万美等。尽管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小道消息”，但是通过昆仑公司的人，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作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了d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

(16)、与此同时，7月27日至2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上刊登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长达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结论给出如此定性：“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此后，导演孙瑜、演员赵丹都为这部电影写出了自我批评的文章，还有相关的数十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

(17)、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决心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电影明星赵丹主演。然而兵荒马乱的年代，筹拍不顺，直到1948年夏天，才正式开机。拍摄尚未完成，新中国成立。1949年7月，孙瑜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就《武训传》的创作征询了周总理的意见，深受鼓舞，回电影厂后又对原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终于在1950年由昆仑影业完成摄制。

(18)、据调查他的三座“义学”的学生完全是地主阶级的子弟，连一个穷孩子也不曾有过，该文说他为了穷孩子也是错的。

(19)、毛泽东为这场争论上纲上线地“定调”，各种批判会相继召开，各界名流纷纷表态。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袁水拍、胡绳、王朝闻、华君武踊跃参与，导演孙瑜，武训的扮演者赵丹急忙登报检讨，这场讨论很快发展成为建国初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20)、面对这一连串的批判和检查，赵树理这个被赞誉为“方向”的作家，是一头雾水晕头转向。正像他后来说出的那句经典名言：“我是农民中的圣者，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1)、柯兆银，副编审，现任某杂志副总编辑      摄影：丛名正        

(2)、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3)、1986年冯英子参加“读书乐”创刊50期，与作者合影

(4)、1868年，武训31岁，母亲崔氏去世，办理完老人的后事，便和两个哥哥分家。他将分得的3亩地卖了120吊钱，加上积攒的100多吊钱，如果能找一个可靠之人放贷生息，岂不是能得到更多的义学金？他经过琢磨后，认定馆陶县娄家头村的武进士娄峻岭较为合适，武进士根本瞧不起乞丐，更不愿同乞丐打交道。武训为了早日实现义学梦，在娄家门口跪了一天一夜，终于打动了武进士。即然钱可以生钱了，武训挣钱的热情更高了。他看人家保媒拉纤也能挣钱，就利用自己走东窜西，人脉熟悉的条件，给张家说姑娘，为李家说亲事，撮成了就能得一包利是(赏钱)；妇女做针线活丢掉的破布头烂线头，他捡来搓成绳或者缠成球卖钱。他的眼晴盯来盯去，只要看到财源他就高兴。

(5)、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6)、•教导，教诲：训诫。训蒙(教育儿童)。训迪(教诲开导)。教(jiào)训。培训。